陶行知生态教育观意蕴及价值
陶行知生态教育观意蕴及价值
陶光胜a，申国昌b
（华中师范大学a.学校治理研究中心；b.教育学院，武汉430079）
摘 要：生态教育是生态治理走向科学化、大众化的基础和关键。陶行知作为中国近现代享有盛誉的人民教育家，以教育哲学为基础论述和实践生态问题。这种生态教育观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朴素浓郁的生态伦理教育、防微杜渐的生态安全教育、格物致知的生态科学教育、辩证唯物的生态哲学教育、道法自然的生态实践教育和互助互利的生态合作教育构成陶行知生态教育体系的六大板块，并呈现出生活性、融合性和实践性的典型特征。辩证吸收陶行知在生态教育领域的独到见解，可以为今日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陶行知；生态教育观；生态文明建设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反思，也再度突显了生态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生态教育是生态治理走向科学化、大众化的基础和关键，是提升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社会生态文化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缺乏系统、规范、科学的生态教育体系是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和瓶颈。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应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汲取营养，从文化自信中寻找发展自信，辩证吸收先贤大家关于生态问题的光辉理念，寻找建设生态文明的方法策略。陶行知先生是中国近现代享有盛誉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一位极富远见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以教育哲学为基础，论述和实践着生态问题。这些论述对今日中国的生态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一、陶行知的生态教育观体系
“生态教育”是指“教育主体以人类与自然生态及其他生物的共生共荣关系为出发点，指引教育客体为人类永续发展而更好地爱护自然、享受生活，自觉形成珍惜资源、保护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的文明思想和整体意识以及相对应的文明行为”［1］16。 在陶行知生活的那个年代，“生态”并非热词，也未普及，但并不是没有生态教育，也并不妨碍后人从中梳理总结其相应的生态教育思想。陶行知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对于生态问题的许多观点是夹杂在有关教育的论述中。他把自己关于生态问题的理解融入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跟教育问题一起探讨，一起实践。他用当时民众和知识界广泛使用的“环境”“自然”等词，来探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教育观。这种生态教育观可以从以下六个维度进行解析。
（一）朴素浓郁的生态伦理教育
生态伦理是人们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所持有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陶行知在“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粟黍稷下功夫”［2］355的教育生涯中，对自然环境一直比较关注，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是陶行知一直所提倡的。他在多次演讲、多篇文章中提出要开垦荒山，种植树木。他认为评判县长的政绩如何，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到任后栽了几株树木［2］177。评判学校的标准，不是看校舍如何、设备如何，而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比如，“荒地都开垦了吗？荒山都造成了林吗？”［2］276他反对破坏森林，认为“松柏成林亦不易，护林更比造林难”［3］744。他专门致信重庆北培育才学校教师，坚决制止寺僧毁灭树林。他经常教导学生要爱护花草树木，并把这种理念融入自己编写的教材和创作的诗歌中。比如他在《空气》中提倡“屋外多留空地，多种花木”［4］，以保持空气清新、流通，使人身体健康。在《保护栽的树》中写道：“割草留树，房子有得住。砍树如草，板凳无处找”［3］361。 在《百花生日前一夜的梅香》中讲述一个童话故事，告诉孩子们不要随意折花。在《百花生日》中劝导“你若是爱花，须到山里去看他，莫要摘回家。如果摘回家，便是杀了他”［5］。这些词句朗朗上口、浅显易懂，教育学生要爱护环境，不要乱砍树木，乱折花草。
（二）防微杜渐的生态安全教育
陶行知正确剖析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之间的关系，清晰地分析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之间的逻辑，对肆意破坏自然的行为忧心忡忡，教导师生和民众要关注环境，警惕和预防环境破坏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他说：“中国常常发生饥荒，造成饥荒的原因甚多，其中可以举出如下诸方面：森林遭受毁坏，水利缺乏，河流控制不当，耕作方法原始……”［6］301“西北情形，惊心惨目。 大戈壁沙漠南下，西北有变成沙漠的趋势。甘肃一带之灾荒怕不是一时之现象。中国可以养人的地，天要收回一部分。”［2］498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国，除了运输设施落后、民众教育缺乏外，还缺乏环境卫生的管理，这就损害着农民及其子女的健康”［6］224。为了防止环境破坏，他还大声疾呼人类生活要与自然和谐相融，城市规划建设的细节要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他在《西湖之危机》中写道，要竭力避免西湖上海化，提倡在西湖边建造符合风景的建筑。他希望“杭州大学将来的校舍，外表采用中国式的建筑，为与环境调和做个表率。人工只可增进天然的美感，断不可将它败坏。在湖边造房子的人，未造之先，必求自己的房子和四周风景联为一气”［7］7。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能有这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认知，着实不易。
（三）格物致知的生态科学教育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与典范。他极力提倡在中国开展科学教育，努力进行科学教育实践。面对大自然，陶行知主张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改造。他认为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要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必须拥有驾御自然力量的科学。同时，如果把科学应用到农业上来，也可以使地尽其利。面对自然灾害，他采用科学的态度予以对待。比如，1924年七八月间，中国南方发生水灾，损失很大。他认为，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是兴修水利工程，并且有计划地进行有条不紊的重新造林活动。此外，陶行知对生态科学教育的推广不遗余力。一是对于学校，他希望学校能够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学生。1926年10月，他参观完无锡开原小学之后，满怀期望地写道：“倘使这些学校既能培养团体生活，又能运用科学知识以改造天然环境，那末，他们岂不成为更切需要、更合理想的学校吗？”［8］65二是对于学生，他认为当时中学生的科学常识甚为匮乏，希望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具备“制裁天然环境所必需之知识技能”［8］324。 三是对于老师，他觉得“任何教师必须擅长一门自然科学，没有自然科学训练的，不配做现代的教师”［2］510。 陶行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培养科普骨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开拓了中国科学普及教育的新局面”［9］9。 需要说明的是，陶行知虽然鼓励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但这种改造和征服是有前提的，是辩证统一的。首先，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自然。他说，“我们对于四周的环境，最忌是苟安，同流合污，听天由命，不了了之。有进取性的人，对于环境总想加以改造”［8］37。 其次，他又提出，人也要尊重客观规律，适应环境、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而且，即便是“征服”自然的伟大活动，也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摆脱蛮干、盲干的窠臼。
（四）辩证唯物的生态哲学教育
陶行知主张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生态哲学观深刻影响着他的生态教育实践。对于“环境”，陶行知认为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不但是物质环境当中的人，并且是人中人”［8］37。 而且无论哪种环境，对人都会产生正反两种大的力量。“一是助力。自然界的光线、空气、食物、饮料，在常态之下都是扶助人类生长的东西……二是阻力。例如狂风、暴雨、水患、旱灾、虫害种种，都是自然界与人为难的东西。”［8］77他认为，“阻力倘不太大，可以化为助力。逆境令人奋斗。应当运用自然界和社会界的助力、阻力去培植幼年人的生活力，使他可以做个健全分子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8］78。 这段对环境的论述，是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
此外，陶行知提倡与时俱进，认为“文化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世界环境和物质的变化，也是没有一定的”［8］345。 他呼吁有取有予、重视劳动，觉得“中国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山不知造林，遇了水旱虫害而不知预防”［2］275。陶行知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长文中用大量的国内外数据和生动翔实的例子，从教育出发，探讨了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声疾呼要高度重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限制生育，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陶行知的这种战略眼光，难能可贵。
（五）道法自然的生态实践教育
陶行知格外重视在具体实践中教给学生关于自然、环境的知识，教会学生在实践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1.提倡回归自然开展生态教育
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时，提出“本校之校舍，上以天为盖，下以地为址，所造者不过避风躲雨之所。一方读，一方做，一方教，须以大自然为范本”［10］。后来，在给友人的回信中，他又提出“以大自然为生物园”，三五里半径之内的池塘、田园、草场、树林、河流、山洞、天空都可以作为学校的生物园，这样的学校看似一无所有，实则无所不有。对于幼儿园的建设，他也提倡“充分运用眼面前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陶冶儿童”［8］71。 上自然课、科学课、生物课，就要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大自然作为自己的教学场地。其实，在陶行知看来，不仅生态教育要回归大自然，其他知识的学习也要到大自然里去。正所谓“真教育是在大自然与大社会里办，要冲锋到大自然里去追求真知识”［7］264。
2.注重立足教材强化生态教育
陶行知对当时的一些教科书很不满意，认为这些教科书只是识字书，不能教学生在利用自然上认识自然，只能把学生变成一个自然科学的书呆子。如前所述，陶行知亲自动手为儿童编写了很多教材，撰写了很多科普文章，他把朴素的生态观也融入了这些文字，在潜移默化、日记月诵中，对学生开展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3.通过实践导向丰富生态教育
陶行知在晓庄时，带领学生在和平门挖了一口水井，奉献给全村人使用。水井每天出水量有限，村民争先恐后无节制的取水，水井几近干涸。陶行知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带领大家商议了一个既可以让水井休养生息，又不妨碍村民和学校用水的办法，妥善解决了供水问题。这个教学案例深刻融入了陶行知一以贯之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让学生在亲身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中，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课、公民课。
（六）互助互利的生态合作教育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中，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全身而退，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但在那个吃饱饭都很艰难的时代，在那个通讯和交通还不是非常便捷的时代，相隔万里的人们“老死不相往来”，很少会考虑到资源环境上的国际合作。陶行知以其深邃的思想、超脱的立场和富有远见的认知，讨论并倡导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全世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少生孩子是创造富的社会的根本办法。他提出，“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特别是这人口问题，必须由世界各国同心合力的来解决，才能有彻底的办法。”［2］513他主张建立资源环境硬约束机制，以法治为手段，推进全球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抛开此建议在当时的可行性不说，单论其治理思路，则具有极其超前的眼光。他说：“各国互助即自助，竞生即竞死。必须运用全世界的力量，来规定某个时代之生产率，使各民族一律遵守，有超过这法定生产率的，以扰乱世界和平处分。全世界的农人应一致实行少生主义。”［2］522除此之外，陶行知还在《师范生》上专门撰文论述建立五生世界的理论，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之五生世界。
我们在研讨陶行知生态合作思想时，必须客观地看到他的立论前提，即“全世界的地面和任何一国一样，也是有限的”［2］513。 如果各国都不加节制的生育，总有一天“全世界一定是挤得没有空地了”［2］516。 这个立论是成立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因此，他希望“全世界对于少生主义该互助使其实现，已毫无疑义”［2］523。 全球应该互助互利，一起商讨应对资源环境危机，解决人类生存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当今世界，陆续成立了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国际组织，批准了很多相关的国际公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离不开全世界的通力协作，这也正是对陶行知这一朴素思想的佐证和践行。
二、陶行知生态教育观的典型特征
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巨人，陶行知的生态教育观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了鲜明的社会背景和浓郁的个性特质。
（一）一以贯之的生活性
作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精髓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对其他事物的判断。陶行知的生态教育观就是建立在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上，与教育思想融通发展，互为补充。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一个“活”字。这个“活”字，伴随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从1927年开始就被陶行知高高举起，镶嵌在晓庄师范的校旗中心，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2］528。在对待自然和环境方面，也是如此。晓庄师范有五大课程，其中之一就是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为上好这门课，陶行知还准备了田园二百亩，供师生耕种；荒山数座，供师生造林。他认为自然科学知识，需要在大自然中获取，要拿活的东西去教活的学生。“花草是活书，树木是活书，飞禽、走兽、小虫、微生物是活书，山川湖海、风云雨雪、天体运行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活的武功、活的世界、活的宇宙、活的变化，都是活的知识之宝库，便都是活的书”［11］。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要在生活中去实践，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要“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2］276。
（二）中西兼具的融合性
陶行知的生态教育思想包容性很强，既能够追踪时代潮流，又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问题。一是，陶行知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外界和谐共处的理念。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以及对陶行知影响深远的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等等。这些传统哲学在陶行知的相关生态论述中体现得很明显。二是，陶行知积极致力于西方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并且提倡用科学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在他看来，“西洋文化能补充东方文化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运用科学改造天然环境；二是运用社会组织以谋充分之写作”［8］64。 在晓庄时，他甚至提出学校要“首重科学之发展，而科学中尤特别注意生物学……如欲实行生活教育，必自提倡生物学始”［7］228。引领学生在揭示自然规律、探究生命奥秘、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中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
陶行知生态教育观的中西融合性，跟他自身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思维习惯等密切相关。陶行知从小家境贫寒、求学坎坷，在自身勤勉努力和他人相助下，受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教育。从中式私塾“旸村蒙馆”，到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再到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以及美国名校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既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又“睁眼看世界”游历了西方强国，融中西方价值观于一炉，对两种文化进行了批判继承、融合创造，可谓是“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儿”［9］21。
（三）学做结合的实践性
陶行知在考虑生态问题时，无论是普及自然环境的科学知识，还是处理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抑或是提出保护环境的意见建议，他都强调“实践”二字，与其一向坚持的“教学做合一”“劳力上劳心”的观点相一致。正如他1934年把自己的名字由陶知行改为陶行知那样，实践出真知。1942年，陶行知在重庆出席中央大学学生营火晚会时，以火的故事为例，生动讲述了原始人类如何在生活行动中发现火、了解火以及利用火的知识来改造自然、改善生活、增进健康，让学生深刻地了解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道理，并形象地指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12］441。
陶行知强调“知识不是从玄想中跳出来的，必得在大自然里去追求”［2］510。他反对做笼中鸟、盆中鱼，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提出“六大解放”的建议，要求“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自由的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12］450。他倡导手脑并用，他提出假如把与大自然做斗争比作是一场战斗，那么到处都是与大自然短兵相接交锋之战场。他鼓励学生观战不如参战，如果有机会，应该自己在“做”上去“学”，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感受中学会感受。
时代铸造人，时代也影响人。陶行知的生态教育观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从总体来看，可以清晰地发现，陶行知虽然提倡保护环境，虽然作了许多关于环境教育的努力，但也用不少笔墨描写了征服天然环境、征服大自然，让人成为物质环境中的主宰，以便创造富的社会，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再比如，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陶行知的互助少生主义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情，显得有些理想化和刻板化，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陶行知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生产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工业生产刚刚起步，城市工业化水平很低。客观地讲，创造更多的物质生活利益以满足人们对生活生存的需求，是当时最强烈最重要的事情。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要位居第一层次，也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环境修复以及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尚未引起时人的重视，也很难引起时人的重视。也正是如此，陶行知的生态安全教育、生态实践教育、生态合作教育等才更加显得难能可贵，更加体现了陶行知作为文化巨人所拥有的那种深邃思想、超前眼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13］。瑕不掩瑜，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分析人物思想，更不能以今人的视角去苛求古人。陶行知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作出的绝大部分生态论断，是正确的、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值得我们遵从和发扬。
三、陶行知生态教育观的当代价值
生态环境问题是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高度关注。当前，中国生态教育还存在形式粗放、理念不牢、师资薄弱、学做脱节、效果不显等诸多问题，生态教育尚未真正纳入主流教育的课程体系，尚未融入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陶行知的生态教育思想立足中国、面向未来，许多论述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以宝贵的启迪。
（一）生态教育的关键要聚焦知行合一
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就不会有现代化的事业，生态文明建设亦是如此。思想上的“雾霾”不消，自然中的雾霾难除。生态教育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一招，做得好就可以成为效用巨大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吉登斯悖论”，即人们都知道环境被破坏不好，可是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破坏环境的行动。从公众生态意识来看，2014年中国发布了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呈现“认同度高、知晓度低、践行度不够”的状态，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分别为74.8%、48.2%和60.1%［14］。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认同却低度践行，知而不行的现象非常突出。从学校教育来看，当前许多中小学都开设了生态文明的相关课程，或者讲授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有的事半功倍，有的事倍功半，归根到底是方法的问题。“当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方式方法整体上还较为单一，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传统的课堂讲授法，其他方法运用较少，实践性和参与性严重不足。”［1］62生态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方向就是要让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陶行知知行合一、学做结合、手脑并用的教育观，以及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是开启生态教育的一把金钥匙。对于解决当今学生动手能力不足、会读书不会实践等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南京神策门外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被陶行知赞扬为“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8］42。学校的丁校长身体力行，起初手里整天拿着钉锤扫帚进行修补和打扫卫生，久而久之，教员、学生都跟着他拿钉锤扫帚了。丁校长带领师生一起合力改造校内外环境，从义务栽树到义务清扫村子里的垃圾，教育师生的同时，也感化了村民。燕子矶的风景为之一变，从此清洁。这个小故事鲜明体现了陶行知的教育要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思想，也是一则生动有趣的生态教育案例。
（二）生态教育的开展要注重见微知著
生态教育的量大、面广、时长，必须作于易、作于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从见缝插绿、建设每一块绿地做起，从爱惜每滴水、节约每粒粮食做起，身体力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5］陶行知在生态教育问题上，时常秉持的理念就是一个“实”字、一个“小”字，他的一些做法启示我们：
1.在生态行为实践上，抓实抓细
陶行知注重从周围的生活环境出发，教育学生、民众在一桩桩的小事中，用实际行动，在“润物细无声”中清洁环境、爱护环境、改造环境。他经常呼吁不要摘花，不要滥伐树木，提倡植树造林，提倡保持空气、水源的清洁，让民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住在清洁的环境中。他在重庆育才学校时，明确把“保持水源之清洁”“一切环境要保持清洁”列入学生应该遵守的卫生教育29件事［12］17，编印成学校手册，让学生践行。
2.在生态意识提升上，抓早抓小
陶行知在普及教育的实践中，曾极力推崇“小先生”制。他说：“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和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小先生了。”［16］这段话非常形象的体现了知者为师、能者为师的理念，而非“长者为师”。生态教育越早抓效果越好，在生态教育中可以吸收“小先生”制的理念，把生态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与家庭教育密切结合，从幼儿园抓起，着力培养学生的环保情感和生态意识，在幼小的心灵中播种绿色希望，并以此影响带动更多的朋辈和成人更新理念，从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培育生态文化。比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绿色出行、节能、节水、节电等环保习惯的培养，以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各种纪念日为载体的生态教育活动的开展，等等。
（三）生态教育的范式要立足科学理性
生态教育的模式很多，跨学科的特征非常明显，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应是用科学的方法传播科学的内容。其实，用科学改造自然，是陶行知生态教育中的一贯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秉着美术的精神，去运用科学发明的结果，来支配环境，使他们现出和谐的气象。我们要有欣赏性的改造，不要有恐怖性鬼脸式的改造。”［8］36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有力的工具，使用得当，则受益无穷。无论是生态保护，还是污染治理，都要告别简单、粗放的传统方式，采用科学技术提升污染防治的水平和效率。比如，对火电、钢铁等重点行业进行产业技术升级，实现重点污染物超低排放；在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方面，加强成因研究，改进管控手段，强化科技攻关，实现精准治理，等等。
陶行知在中国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亲自培养了一批科普骨干，编写了很多科普书籍，以向民众广泛宣传科学知识。当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应该大力加强生态文明知识科普工作，推动生态文明科学理论的传播，培养民众热爱生态科学、学习生态科学、运用生态科学的习惯，真正体现出科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践价值。比如，在用科技手段改善垃圾焚烧厂、PX工厂等污染物排放状况，提升排放标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之外，也要加强科学知识的公众普及工作，避免“因无知而盲从”，推进“邻避困境”防范化解，破解涉环保项目的“邻避难题”。
（四）生态教育的变革要推进国际合作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地球只有一个，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深刻地诠释了这个通俗的道理。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只有通过包括生态教育在内的国际间的积极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回溯历史，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陶行知在八十多年前提出的各国互助以寻求出路的思想更显珍贵，更显其卓越的预见性。当前，中国开展生态教育：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制度，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升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解决中国面临的阶段性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踊跃地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多边合作，在生态教育的学科建设、课程体系、教育内容、师资培训、技术手段等方面汲取有益经验，共同探讨和寻求教育在推进全球生态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中国如今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跟陶行知生活的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17］。在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充分发挥出教育的独特作用。
时间的长河静静流淌，今日之中国早已告别陶行知那个苦难、困顿的年代。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面临的各种问题依然严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陶行知关于生态教育问题的论述是一座思想的宝库，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们不仅要学习借鉴，更要从今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出发，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为我们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提供磅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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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Guang-shenga，SHEN Guo-changb
（a.Schoo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b.School of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key to the scientific and populariz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Tao Xingzhi，as a well-known people's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discussed and dealt with ecological problems based 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This concept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has been deeply imprinted in the times.It is composed of six parts：simple and rich ec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ecological safety education to prevent the slightest fault，ecological science education to learn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ecological philosophy educ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ecological practice education of Taoism and nature，and ecological cooperation educa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mutual benefit.It presen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life-related，integrated and practical.Today，dialectically absorbing Tao Xingzhi's unique insight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Tao Xingzhi；ecological education concep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21）05-0133-07
收稿日期：2021-05-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20YJC880085）
作者简介：陶光胜（1983—），男，湖北襄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政策研究；申国昌（1967—），男，山西山阴人，副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教育史、教育史学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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